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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金石考古家罗振玉
  罗振玉其人
  罗振玉(1866—1940),字叔蕴,一字叔耘,号雪堂,晚号贞松老人,祖籍浙江上虞,出生于江苏淮安,是我国近代卓有成就的金石考古家。
  对罗振玉其人,史学界颇多争议,有褒有贬,毁誉不一。为了对罗振玉的出身家世、历史功过以及学术成就,能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和正确的认识,这里想以我的所知所考,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,对他作一些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。

        罗振玉生于晚清同治年间,死于抗日战争中期。他一生所处的时代,正是列强瓜分中国,清廷腐败无能,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兴起,国人志士致力于“推翻帝制,建立共和”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。然而,他所走过的道路,却是“有正有歧,参错相交”,可以说是“功在于学,过在于政”。
  罗振玉擅长考古,治学有方,具有极其丰富的金石文字知识,著述极广,造诣尤深,成为我国近代资产阶级学术界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。他一生最大的业绩,就是在“国势倾危,外患频仍”的情况下,不惜毁变家财,抢救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,把大量佚散的文物古籍一一赎回,甚至同国外的学者进行交流,把流失到法国巴黎、英国伦敦和日本东京等地图书馆和博物馆的遗物,摄影复制,考撰成文,“叙述其源流始末,辨证其内容真伪,发挥而广大之”,对学术研究确有“继往开来,去伪存真”之功。但是,他在政治上却极端保守,反对变革,与前进的历史潮流背道而驰,从排斥康有为、粱启超变法维新开始,直到辛亥革命爆发以后,逐渐走上“勾结日寇,复辟帝制”的汉奸道路,终于堕落成为废帝溥仪的“保皇派”,充当了伪满封建王朝的忠实卫道士。这就可以看出,罗振玉的一生,是“瑕瑜互见,功过并存”的一生。因此,当代文史学家谢国桢在为《罗振玉年谱》作序中,不仅毫不掩饰地指出罗在思想方法上“硬把日本的军阀与日本的学者等类齐观,进而勾结日本军阀,建立伪满洲国,诚错上加锘也。祸国殃民,罪无可逭。虽其晚年颇有忏悔之意,也不能辞其咎”,同时也非常客观地承认罗“在近代学术研究史上,确有其贡献……对于祖国文化事业的业绩,理应予以肯定”。如此一分为二的评价,可以说持论是公允的。
  
罗振玉的家世
  据《罗振玉年谱》记载:清同治五年(1866)六月二十八日,罗振玉出生于淮安府山阳县(今淮安市)南门更楼东(今罗家巷)寓所。
  罗氏祖籍浙江上虞县永丰乡。早在嘉庆、道光年间,他的曾祖父罗敦贤(希斋)、“历佐盐河幕,流离江淮”。祖父罗鹤翔(翼云),为“江苏候补布政司理问,以廉能为大吏器异”,道光二十三年(1843),“以催漕获盗功,保知州。历知泰兴、赣榆、高淳、江宁诸县事”。咸丰二年(1852)十月,“率于高邮任所”。继祖母方氏“倾俸余置宅于淮安河下罗家桥”,十年(1860),“罗家桥宅毁于兵燹,乃别于郡城南购置更楼东赵宅”,这才正式定居于淮安。
  罗振玉的父亲罗村勋(尧钦),“历署江宁县丞、海州州判、徐州经历、清河县丞”;叔父罗树棠(仲宣),“官终遂昌教谕”。其父娶城内丁光桥优贡生范以煦(咏春)的长女为妻,纳河下丁氏为妾。范氏共生五男五女.在兄弟排行中,罗振玉居三,一姐四妹。此外,还有偏房庶出兄弟。
  罗氏宗族在淮南泾河、越河一带广有田产,但到罗振玉出世以后,随着人丁繁衍,婚丧不断,加上年岁饥馑,五谷不登,家境开始中落,收支日趋拮据。罗振玉的长兄罗振鋆(佩南),二十四岁过早病殁;二哥罗振镛(颂西),婚后另于三条营购置房,分户立业;四弟罗振常(子经),则由他亲授课业,携带左右,帮助寻访碑刻,搜集丛残。民国三年(1914),随罗振玉由日本回国后,遂挚眷寓居上海汉口路,以开设《蟫隐庐》书店为业;五弟罗振銮,三岁夭殇。长姐嫁小鱼市口东举人何福谦(益三),亦早亡。罗振玉早在弱冠之年,就帮助母亲范氏主持家政,支撑门庭。十九岁娶流寓在淮安的广东籍范玉麟(振之)长女为妻,二十七岁丧偶,三十岁续山阳大河卫籍丁氏女为继宅,丁氏先祖蒙古人,系曾任山西巡抚的丁宝铨族妹。
  罗振玉出身在这样一个“世代从幕,恪守清训”的封建家庭,师传父教,耳濡目染,对他后来因循守旧,复辟倒退,走上“充当汉奸,保皇求荣”的反动道路,不能说没有一定的影响。但是,在另一方面,由于他家藏甲骨,古籍较多,自幼就得天独厚地饱读经史,触类旁通,确实为他从事学术研究工作,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。特别是他的外祖父范以煦,著有《淮蠕小记》、《淮流一勺》以及《楚州石柱题名考》等手稿数十册,这对他从事考据,酷爱论证,更是起着启蒙和导源的作用。

        罗振玉的一生
  罗振玉天资聪慧,智力过人。十六岁就从他父亲的受业师李岷江诵读易、诗、书三经。他在八岁那年的端午节,随大人初入街市,乍见铁工锻铁,怪问何物,李师告之。他叔父遂以“铁打铁”三字命对,他应声答曰“柯伐柯”。叔父疑非己出,命再对之,答曰“人治人”。由此也就可见他在幼年的思想抱负非比一般了。他十六岁赴杭州应童子试,以第七名秀才入县学。此后曾两次参加绍兴乡试,均未能中举。在十多年的时间内,他以陆游的集句“外物不移方是学,百家屏尽独穷经”,作为座右之铭,用以自勉,做到足不逾户,专心致学,习颜书,辨异文,考字源,刊谬误,搜集和校议甲骨文字、碑版铭刻以及各种文物典籍,写成大量的考释论证文章。此外,还为诸生捉刀为文,或代书院阅点课卷。二十五岁至三十岁,馆于山阳刘氏和邱氏,借以充实学资和家用。三十一岁与邑人蒋伯斧合作,离淮赴沪创办“学农社”,同年创刊《农学报》,“购欧美日本农书,移译以资考究”,后又创设“东文学社”于上海新马路梅幅里,在江、浙一带广为招生,聘请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官员任教,专门培养日语翻译人才。戊戌政变后,开始登上反对实行新法的政治舞台。
  光绪二十六年(1900)秋,罗振玉应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聘请,至武昌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,并报捐候补光禄寺署正。二十八年(1902),任上海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校长。次年十月,又应两广总督岑春煊之召,充任两粤教育顾问。三十年(1904)六月,江苏巡抚端方委任为江苏教育顾问,十一月于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,任监督。次年十月十三日,父亲在清河县任所逝世,乞假扶柩回淮。守孝未及一年,即被调入京,任清政府学部(相当今教育部)参事厅行走。三十三年(1907),升学部二等咨议官,并巡视河南、山东、江西、安徽四省学务。次年充殿试及学部襄校官,阅农科卷及各科国文卷。宣统元年(1909),补学部参事官,兼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。
  辛亥革命爆发后,罗振玉以清室“遗臣”自居,同王国维等一起逃往日本,继续从事搜集整理和研究甲骨、彝器、简牍、敦煌文物等,并同王合撰了《流沙坠简考释》。1919年春回国,流寓天津,组织“东方学会”,提倡保存封建文化。1922年十二月,退位的溥仪在北京大婚,他同国内诸遗臣入贺,被溥仪召见,命他“遇事上陈”,并赏赐“贞心古松”遍额,他“感激殊遇”,于是自号“贞松老人”。1924年八月四日,应诏入直南书房,溥仪对他“赐对、赐餐”、命他与袁珏生、王国维一起检点宁寿宫、养心殿的藏器和陈设。同年十一月,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官,他同郑孝胥勾结日本军阀,将溥仪从醇王府护送到日本使馆。次年二月,又把溥仪移送到天津,住进日租界的“张园”,被溥仪委为顾问。
  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,罗振玉积极配合日寇,参与成立伪满洲国,先后充任临时服务督办、监察院院长等职。1937年3月,因病辞官,退居旅顺。1940年5月14日逝世,葬于旅顺水师营西沟屯西南山之原,从此结束了他可贵而又可悲的一生。
  
罗振玉的成就
  罗振玉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,是极其可贵的。他对学术事业的用功之勤和倡导自由研究之风以及严谨治学的方法、锲而不舍的精神,都是值得后人称道和效法的。他在学术上的成就,可以归结为两点:
  一曰“著述繁多,价值珍贵”。他早在青年时期,就撰有《金石萃编校字记》、《寰宇访碑录校记》、《毛郑诗校议》、《千禄字笺证》、《粱陈北齐后周隋五史校议》、《新唐书世系表考证》、《艺文志校议》和《三国志证闻》等数十卷,到中晚年又撰有《殷商贞卜文字考》、《石鼓文考辨》以及《三代吉金文存》等专著,同时还著有大量的碑录、异序、补遗、校漏、题跋和铭文等文稿。他死后还存有大量遗稿,被山阳门人周作民(维新)出资汇编为《贞松老人遗稿(甲集)》八种,其子罗福颐又于1943年至1947年,先后在沈阳刊出《贞松老人遗稿(乙集)》五种。他一生著述之多,涉猎之广,令人叹服!
  二曰“领域广泛,史无先例”。罗振玉所考证的文物范围和历史界限,可以说是上溯远古,下及清末,广漠浩翰,无所不涉。远起河南所发现的殷墟甲骨、新疆和甘肃罗布淖尔等地所发现的汉晋木简、甘肃敦煌所发现的唐人写经及已佚的古代典籍,洛阳和西安等地冢墓中的墓志铭,近至清宫内阁文库中所贮藏的元、明、清代的图书和历史档案以及大量的宫廷珍藏、出土文物、铜钱古币、印石卷轴等等。他都分门别类、撰有专著,持论有据,考证翔实,从而为我国的学术研究事业“树千年楷模,开一代学风”。
  毋庸讳言,罗振玉一生功罪昭著,决非完人。他既有愧于历史,但更有益于人类,可谓“功不泯过,瑕不掩瑜”。今天,我们应该公正地承认:他为抢救祖国文化遗产和发展学术研究事业,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  
清宫八千麻袋档案的来龙去脉
  鲁迅有一句名言,说是“中国公共的东西,实在不容易保存。如果当局是外行,他便将东西糟完,倘是内行,他便将东西偷完”。并引申出:“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。”这段话出自一篇有名的杂文《谈所谓“大内档案”》,发表于1928年1月,谈的正是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“八千麻袋大内档案”事件。然而,这一事件当时并没有完结,而且断断续续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58年。
  所谓“大内档案”,是指存放在紫禁城内阁大库的档案。清代内阁,在雍、乾之前,为国家庶政中枢,雍、乾之后,虽军政大权旁落军机处,但仍为清帝承宣谕旨、进呈题奏、举行典礼及收藏档案文书的重要机关。其所属内阁大库是明孝宗时修建的,清朝继续延用。库内的档案材料十分庞杂,有诏令、奏章、朱谕、外国表章、历科殿试卷子以及其他文件,还有清初由盛京移来的旧档、部分明末档案,是研究明清历史的珍贵资料。清时就被人们视为秘藏之物,甚至“九卿、翰林有终生不得窥其一字者”。王国维说:“三百年来,除舍人、省吏循例编目外,学士大夫,罕有窥其美富者。”
  1898年(光绪二十四年),大库由于年久失修,渗漏严重,内务府决定修缮。议工期间,值八国联军入侵,事遂停顿,一拖十年。1909年(宣统元年),有一个库房塌了一个角,其他库房也很危险,必须马上修缮,库内几百万件档案被搬了出来。一部分年代近一点的档案移至文华殿,另一部分被认为年代久远,没什么大用处的,准备焚毁。
  这事被罗振玉知道了,罗当时为清朝学部参事。一天,他赴内阁办事,见库垣中档案文籍如山。顺手取来一束,打开一看,是关于督漕的奏摺,又打开一份,是一份征金川的奏摺,都是颇有价值的。他赶紧请张之洞奏准罢毁。张当时是大学士、军机大臣,兼管学部,他就委派罗振玉处理这批档案。罗将其中一部分主要是历科殿试卷收藏于学部后楼,其他档案装成了八千麻袋,移到清王朝所称太学的国子监敬一亭里。
  辛亥革命爆发后。北洋军阀政府在1912年打算建立历史博物馆,就在国子监成立了筹备处,内阁档案是它的基本藏品。后来,博物馆筹备处迁到故宫午门楼,档案也随之移至午门外朝房里,并有一部分堆在端门的门洞里。
  这些麻袋仿佛常常减少,工役们不是国学家,所以他们将里面的宝贝倒在地上,单拿麻袋去卖钱。当时任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主任的胡玉缙,曾经是京师大学堂的教授,他深怕这些麻袋缺多了,更怕着火,所以忙到教育部请示如何处理这批档案。
  教育部专管这类事情的是社会教育司,司长叫夏曾佑,是位历史学家,熟于“中国历史”。他知道,中国的一切事,是万不可“办”的,即如档案罢,任其自然,烂掉、霉掉、蛀掉、偷掉,甚至于烧掉,倒是天下太平;倘一“办”,那就舆论沸腾,不可开交了。结果是办事的人成为众矢之的,谣言和谗谤,百口也分不清。所以他主张这个东西万万动不得。就这样,在“办”与“不办”之间,拖拖拉拉,“麻袋们”安稳地躺了好几年。
  1918年,傅增湘当上了教育总长,开始整理这批麻袋。鲁迅说,当时之所以要着手清理是因为有人“以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书——海内孤本”。麻袋中也确有宋版书,傅增湘是有名的藏书家,他在《藏园群书题记》中有这样的记述:“余于戊午(一九一八)长教部时,发敬一亭所庋内阁红本麻袋,拣出宋残本数册,命储之历史博物馆中。其散落于厂市者,李椒微收到数册,余亦收得二册。”宋版书当时的价格已是一页一两黄金了。
  奉这位傅总长的指派,时任教育部佥事的鲁迅和另外一人,搬了二十麻袋到教育部。回来后,他们俩就奉命在其中寻宝。随后又搬了若干袋。搜拣过程中,教育部官员们经常在故纸堆中来往,有时将桌上拣出的东西拿走,送还时,往往比先前少一点。有的则边检查边塞到洋裤袋里。以后又清理了几次,反正不少人来“顺手牵羊”。一些工役们也手持长棍,搅着,拾取些黄绫表签之类的东西。
  “麻袋们”的厄运并没有结束,接着就开始一次次被倒卖。1921年前后,北洋政府财政艰窘,政府各部门自筹款维持。已有几年支不出薪水的教育部就把这批麻袋作为废纸,称了称,大约15万斤,以银洋4000元拍卖给了西单同懋增纸店。纸店搜拣了一部分档案出售,大部分准备运到唐山、定兴去作“还魂纸”。
  深知这批档案价值的罗振玉当时在外地,有事来京,见市肆上有高丽国王贡物表,识为内库档案之物。他打听到这批档案的下落,以两三倍的价钱,把这批档案买了下来,并准备了书库储存它们。罗振玉从中淘出一些珍贵秘稿史册,择其珍件汇刊成《大库史料目录》六编,《清太祖实录稿》三种。
  此时的北洋政府财政状况比前几年稍好一些了,看到档案中颇有油水,又欲从罗手中购回这批档案。清史馆也想要,海外也在窥伺。罗振玉均不允,1924年,罗将它倒卖给了上文中提到的李椒微,即前驻日公使、曾任民初新参议院议长、又是大藏收家的李盛铎。价格是1.6万元,分量约12万斤。
  李盛铎又在里面淘了一次,捞出了不少珍奇东西,并将其中6万件给了溥仪。但他也没有力量把所有麻袋都检视一遍。1928年李盛铎又以1.8万元转卖给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。此时的档案约10万斤,搬来倒去,十分杂乱,完整的约五分之一。历史语言研究所又从中选择、编辑出版了《史料丛刊》和40册明清史料。抗战前夕,该所将部分档案携至南京,几经周折,又迁到台湾。剩下的大约5万斤,约1700麻袋,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财产,仍存放在午门楼上。这1700个麻袋一直躺到新中国成立。这批“吃之不得、弃之可惜”的“宝贝”也让新中国有关部门和专家无奈了好几年。直到1958年,国家档案局成立3年多了,认为不能再让麻袋们睡大觉了。由于事关重大,国家档案局于当年3月份给国务院写了报告。几天以后,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批示,同意清理。
  大规模的清理分两次进行,第一次清理从3月12日开始。承担清理任务的是档案局的全体共青团员,他们提出利用业余时间,奋战百日完成任务。为了保存资料,记录在案,清理过程拍成了电影。
  清理工作十分艰苦。这批麻袋堆在午门楼上快30年了,积满了灰尘。“呼啦”打开一袋,灰尘扑面,连呼吸都困难。不少档案已霉烂成团,发出一股股腐臭的味道,而且还掺杂着破布烂草、烟盒、席片,这都是当年一块儿扫进麻袋的。当然也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,如明崇祯年间的科抄、行稿,清太祖努尔哈赤实录的修改稿残档。这次清理得到了齐燕铭、吴晗、王冶秋、吕振羽、翦伯赞等专家学者的肯定。为了避免造成损失,专家们建议再复查一次。
  第二次清理用了三个多月,参加的人员更多,有国家档案局的干部,全国档案学习班的学员,北京艺术学院的学生,还有北京市22中、23中、31中、43中的高中学生。
  这次清理更加细致,对那些零片、碎片、残件都没有放过。最后,把清除的残件进行了分类,装成三百多袋(完整的不到十袋),其中以吴三桂的题稿和郑成功抗清的敕谕最有价值,其余的有1300多麻袋都为废品。
  1958年9月25日,国家档案局给国务院写了清查报告,并提出具体的处理建议,拟将三百余袋有价值的进行整理,大部分废品予以销毁。国务院领导同志当天即作了指示:“同意照办。原销毁的1358袋中,如果学校、研究机关有愿意拿走一部分作为标本的可以赠送。”
  至此,这经历了半个世纪的“八千麻袋大内档案事件”终于完结了。这批整理成卷的档案,存放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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