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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古代中国看淮安:700年淮安府  魅力淮安是淮安网(www.huaian.com)旗下全方位介绍淮安的一个栏目,在这里,您将全面了解到淮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。


          1939年,沦陷后的淮安见闻
         一九三九年春节刚刚过去,日寇进逼两准,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。至农历正月十三日,淮安即陷入敌手,广大人民开始了长达七年之久的奴役生活。笔者追忆当时及以后一段时间的见闻,特分述如后:
   偷窃成风
   日寇入侵前两三天,形势已很紧张,城内居民除极少数人家留有年老体弱的人看守门户外,其他绝大部分居民都逃往四乡避难,真是十室九空。
   日军进入淮安以后,早就隐藏在城里的一班汉奸如沙贵章、王子厚、刘侉子等纷纷从阴暗角落里爬出来,在日寇的刺刀指挥下,首先成立“维持会”①,规定三天或五天开放城门一次,让老百姓进出。这时,一批一批进城的人,除去一些所谓“良民”外,大多是无业游民,进城后为求生存,只好公开偷窃,把下乡避难的居民门户打开,首先挑选食物。由于出走时正是春节期间,一些吃的东西不及携带,家里大都存有风鸡、咸鱼、咸肉、馒头、炕饼等等;那些大杂铺里还有什么鱼翅、海参、火腿、板鸭以及各种蜜饯,都统统被搜罗出来,大啖特啖。其次就是偷窃衣服、被褥,再次就是木器家具,最后才偷古董、玩器、书籍、字画。这种明目张胆的大肆偷窃活动,日寇和大小汉奸故作不知。因为很多珍贵物品,早披他们自己大量攫取;较好一些的也为“维持会”搬走,有的亦已据为已有。由于掠夺、偷窃的衣物太多,“维持会”为了假意撇请,拿出一部分衣物来实行大拍卖,价值极其低廉,可是买者寥寥。还有一部分家具,其中不乏紫檀、花梨、红木做的,日寇竟然干脆搬去烤火。这种暴殄天物的行为,真是空前绝后。公开的各种东西,被他们偷光、吃光、卖光后,进一步就挖掘窖藏在地下的财宝,那些富有人家的复壁、地板、罗底砖下,都被他们搜寻挖掘殆尽。在这种乌烟瘴气的笼罩下,有些替地主宙商留守看门的人,也浑水摸鱼、趁火打劫,得到不少好处。

   四出“扫荡”
   日寇占领淮安后,为了巩固它的侵略统治,并加紧对中国人民的敲榨勒索,不久,以沙贵章为首的一班大小汉奸,在“维持会”的基础上,开始组织伪县政府以及警备队、警察局等。这些大小喽啰,虽然粉墨登场,但只能在一个碟子大的城圈内活动。为了扩大地盘,更多地榨取老百姓血汗,这些大小汉奸在他们的主子——侵华日军的支持下,开始“扫荡”活动。当时躲避在城郊附近的老百姓,被他们连哄带吓,一批一批地被逼进城。这些人进城后,禁不住威逼利诱,少数败类参加了伪组织。由于日寇连续“扫荡”,进城的人越来越多,敌伪也就有了更多的敲榨勒索的对象了。
   所谓“扫荡”,既无定期,又无范围。如果要到离城较远的地方“扫荡”,就组织大规模的行动。队伍出发次序大致是:先派情报员探路,继之是伪警备队,大小汉奸尾随,日寇大部队押阵。如果前面发生了什么情况,日寇就用小钢炮开路,再用重机枪乱扫一阵,见无动静,方敢继续前进。这样大规模的“扫荡”,多有预定目标,例如驻过伪中央军或地方军警的集镇、村庄。因此,凡是这些地方的老百姓,必然遭受双重灾难,即既要忍受伪中央军的敲榨勒索,又要遇到日寇“扫荡”抢劫的危险。
   敌伪每次“扫荡”以后,大小车辆装满了粮食、牲畜、家禽乃至衣服、家具,应有尽有,真是满载而归。特别是有些殷实农民,每每加上通“敌”嫌疑,被带进城里。这与土匪绑架勒索,没有两样。由此可见,“扫荡”,实际上就是汉奸和日寇勾结起来开发财源的一大门径。

   卖“良民证”
   日寇四出“扫荡”以后,进城的人也就陆续增加,伪警察局开始办理户口登记,接着就出卖“良民证”。城里人口一多,日伪也就有了更多的敲榨勒索的对象。所谓“良民证”,实质上是日寇统治群众的一种手段,也是他们开辟财源的一个机会。在日寇眼里,认为你不是什么“危险分子”,就发你一张上面印有“良民”的卡片,填上你的姓名后,就表示你是一个“良民”了。否则,会处处受到麻烦,甚至会有性命危险。群众迫于当时清况,买“良民证”进城的人逐渐增多,及至回到家里一看,真是家徒四壁、面目全非。所以,买了“良民记”久久不走者有之;早上进城,晚上仍旧回到乡间住宿者有之;个别买者有之,全家买者有之;买了“良民证”而不回来,只图进出便利者也有之。形形色色,各有意图。买了“良民证”的人家门口,均贴有“良民在家”四个字的红纸一张,日寇看见,表面上禁止它的部队进去骚扰。有人知道这个窍门,就不问在家与否,竞一律贴上这张红纸,日寇也真伪莫辨。后来因户口吃紧,伪组织人员挨户查禁,这种现象才逐渐停止。
   草木皆兵
   日寇占领淮安以后,实际上是一座孤城。它们留守的兵力也很少,因此,不管白天黑夜,都是龟缩在城里,即使有时出现在城头上,也是色厉内荏,草木皆兵。譬如,看到城郊附近的农民,肩头上扛着扁担、锄头、粪勺之类的农具,它们就歇斯底里地以为是枪枝,随即乱枪齐发。如果是三五个人肩上合抬一件什么东西,目标更大,那就更加危险。它们不管三七二十一,轻则机枪扫射,重则小钢炮乱轰。如果被它吓得飞跑躲让,那钢炮就跟着你开花,就这样不知误送了多少无辜人命。
   虚张声势
   日伪统治的地盘虽然逐渐扩大,但并不能完全解除它的惊恐心理。每天夜晚,日寇在城头站岗值勤,必开几发小钢炮借以壮壮自己胆子。城墙垛上还挂上许多铁质香烟罐子,假充手榴弹。更可笑的是还把东岳庙、城隍庙里泥像抬到城头上,戴上一顶帽子,背上插根玉米秸子当做步枪,远远看去,活象一个人站在那里。这正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纸老虎的面目。
   建立“政权”
   在“维持会”的基础上,建立了伪县政府。时间不到一年,日寇统治地区由城市而近郊并逐步向四乡扩展。东面由闸口、下关至黄土桥;西面由杨庙至黄家码头;南面由二堡、平桥至泾河;北面由河下至板闸,皆有伪区、乡、保长的设置。这些基层的大小伪官,大都是“骑墙派”:他们一方面替伪政权卖力,一方面又与伪中央军保持联系。这当然是一项复杂微妙的困难差事。因此,尽管他们两头通气,手段圆滑,还不时受到挟制,不是被那方抓去说他通连日寇,就是被这方抓来,说他勾引“毛猴子”(日寇称伪中央军为“毛猴子”)。而这些“两头蛇”虽然受了双方的揉搓,可是“钱能通神”,因为有权可以弄到钱,有钱可以买到命,也还是甘心为虎作伥,丧尽廉耻,而真正受到灾难的还是广大的老百姓。
   二皇“发财”
   一九四O年,伪政权逐渐扩大,伪警备队也随之扩大。群众统称他们为“二皇”。因为日寇自称为“皇军”(日本有天皇),人们也称之为“大皇”,这些伪军是日寇的爪牙,低于日寇一等,当然是“二皇”了。另有一说,淮安俗称人矢为“二黄”,“黄”“皇”谐音,所以称他们为“二皇(黄)”者,也就是说骂他们做了“二皇(黄)”必然是死(矢)路一条的意思。
   当时,二堡、下关、河北各驻了“二皇”一个小队。每天夜间都有东路(指淮安东乡国民党韩德勤政权所在地)来的私盐商贩从那里渡河,到运西一带销售,获利甚厚。“二皇”岂能放过这个发财机会。遇到这些商贩到来,首先要勒索一笔过河费,据说钞票要用蒲包装;其次还巧立许多名目如购买枪枝弹药、慰问他们官兵等等,总之,有了钱什么问题都好说。他们拿了钱,又希望拿得长远些。所以“二皇”对于这些商贩,既有挟制也有保护的双重作用。至于河下、下关等地,许多贩运粮食、土货的人,也是夜间偷过,如果日间遇上日寇,就有遭受没收的危险,所以情愿出些“买路钱”,倒可以顺利通过。这么一来,“二皇”每天都可以捞到一笔大大的油水。

         交换“情报”
   在日伪统治时期,特务机构到处皆是,其中以日寇宪兵队的情报组织最大,牌子也最硬。其次是日寇部队里的情报队,再次才数到伪政府、警察局、警备队等情报队。在伪中央的统治地区,许多杂牌军队以及伪县府、区公所,也都有情报组织.这些情报组织实质上搞的就是特务活动。双方情报组织如此之多,而收集情报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那里有这么许多“专门人才”呢?原来他们另有窍门。双方的情报人员,每天规定一个时间、地点碰头接谈,互通声气,交换资料。据说在交换过程中也是有条件的,分等级的,要互不吃亏,各得其所。总之,汇报到双方上司方面,能交了差才算有用。南门外、下关、河下那些小茶馆和小饭店里,都是他们接头的所在。如果碰到敲榨勒索大有油水可捞的机会,互相也是心照不宣,甚至坐地分赃,达到皆大欢喜。
   商贩投机
   城里的地主、巨商、富户,除少数远走江南,大部分避居距城较远的乡间。有一部分小商小贩也乘此机会大搞投机买卖。那些剥削阶级在城里吃惯、穿惯、用惯,现在有钱无市很不习惯。商贩们掌握了这个特点,就法外设法,跑到其他城镇贩买一批批奢侈的生活食用品,一钱买,三钱卖,有的甚至还要多些。那些财主们只要适合自己胃口,就心满意足了,根本不顾贵贱。所以在乡间的一些临时小店里,不仅售罄卖光,架无存货;而且供不应求,利市三倍。至于靠近郊区的小商贩,名为避难,实际上也做了一些投机交易。为了进出城门便利,他们也买“良民证”,利用开放时带些日用品进城,然后换购一些什物出城,再转售给乡间农民,如此一举两得,大获其利。
   戴“活财神”
   戴福如,排行第六,一般人都叫他“戴六”。抗战前,开设采莲室纸坊,座落在响铺街(即震丰园西边),资本雄厚,又善于经营。两间店面门,外表并不显眼,业务却相当发达,在淮安称得起一个大资本家。后来,他又开了一爿印刷所,规模相当大,一开始就办了四开机两台,头、二、三号圆盘机也有五、六架之多;全副铅字,共有十多架,其它如铸字炉等应有尽有;工人计有三、四十人。真是生意兴隆,其门如市。恰巧那时有一班投机政客和无聊文人大办地方报纸,印刷机构更加吃香。戴家的财名也因此日益远扬。
   淮安沦陷后,他的财欲也更加膨胀。日寇带来一批翻译,闻他大名,多喜和他接近。他得了这个机会,便拿出商人那一套的吹拍手段,双方搞得火热。本来戴的神通就不小,再有此靠山,更觉如虎添翼,除了利用活动资金大做其投机交易外,又利用自己进出“官府”的特殊身份,什么“穿针引线”、“拉皮条”“拦驴头”等无所不为。这种不要本钱的买卖,只须动动嘴,跑跑腿,打打花脸,就可以从中获得很多财物。这种易得之财愈聚愈多,资金也就愈积愈厚,真是钱象水似的朝他家淌。他家原住城内龙窝巷,仅有一处私宅,没两年又买了好几处民房,因此,人们把龙窝巷改呼为“戴家巷”,称他为“活财神”。这位“活财神”有钱有势,连比他岁数大的人见了都称呼他为“戴六爹爹”。戴对“端盒子”(即替人说情谢以财物的意思)这种买卖是很有经验的。间或遇到没钱的人去找他,为了沽名钓誊,也能帮你一点小忙而不取任何财物;但如遇到富有多金的“肉头财主”请他帮忙,他就不客气地“双拿鱼”(即矛盾双方都有馈赠)了。当时有些人一经受到敌伪的呼唤,只要钻到“戴六爹爹”这条门路,任何“关隘”都可以通过。因此,戴的这种买卖十分兴旺,他家的大门口从早到晚,真是车如流水马如龙。由于他的神通广大,欺世盗名,作恶多端,直接间接受他害的人很多。所以当时淮安有一句民谣:“要得淮安安,杀了戴六和张三”(张名瑞和,是公和煤店老板,日伪时期与戴狼狈为奸)。
   一九四五年八月,淮安第一次解放,戴六被镇压,真是人心大快。

   伪警帮凶
   淮安陷敌以后,一般人进出城门,都要向站岗的日寇行鞠躬礼,否则不许通过。进出时嘴里不许衔香烟,稍不注意,那就要喊“站住”,既不许动弹,又不告诉你为什么事,必须等第二个衔香烟的人经过,又吆喝着“站住”,这时才许第一个人走开。遇到这种情况,如果先向伪警察敬枝香烟,他马上向日寇咕噜几句,,也可以放行。如果进出城门携带包裹箱笼等,必须打开检查,故意替你弄得乱七八槽,抛散满地,你如事先向伪警打个招呼,塞他几张钞票,也可以随手放行。
   日妓行凶
   日寇进驻到那里,总是随军带来一批妓女,有日本人,也有东北人,还特地设立一个妓院名为“慰安所”。淮安日寇妓院设在府上坂头石库大门内(现为人民银行),专供日军官兵寻欢作乐的处所。这些妓女自己受人蹂躏,还要依势压人。她们白天三五成群、脚上拖着木屐,的的笃笃的横行街道,一路上狂谈骇笑,妖形怪状。过路的人如不识相,向她们嗤鼻笑笑,或者无意碰撞了一下,她们马上一窝蜂地跑来扯你衣服,骂你打你,硬说你调戏她们,最后还要把你拖到“新民会”②去讲理,真是恬不知耻。
   日寇“醉德”
   日寇官兵经常三五成群以酒三分醉,酒后到处乱窜,寻找“花姑娘”(这是对中国青年妇女的污辱性称呼)。这时只要碰到年轻貌美的妇女,它就极尽调戏、污辱之能事,甚至跟踪追到你家内在光天化日之下发泄他的兽欲。受害者敢怒而不敢言。就是碰到男性,也照样晦气,轻则拿你开开玩笑,重则骑在你身上,公然打骂不休,即使被他打伤,也没处讲理。据说日寇部队有这么一条规定:醉汉打死人是不抵命的。当时经常有歪歪斜斜的醉鬼横行在大街小巷,甚或醉倒在路旁,人皆视为野兽,避而远之。
   “判官”作恶
   一九四一年,伪警察局扩大编制,局长赵欲华,东北人,翻译出身。局里有几个股长,也都是东北人,还从徐州放来大批翻译,其中一位姓崔的兼经济股长,混名叫“崔判官”。他无恶不作,无钱不要,外出执行任务时,都是深更半夜,天明回来,干的都是象土匪那样打家劫舍的买卖。每次外出,总要带几个强有力的警士和情报员,地点都在板闸前后,乌沙河一带或者河北城隍庙后边,专门剽劫来往客商,以“资敌”为借口,没收其财物。回来时,驴驮担挑,满筐满箧,象这样的罪恶勾当,除了雨雪天气外,可以说是每夜不空。所以伪警察局大小头目特别是他的私人进帐,日益增多。他们除了这项经常固定的劫掠外,还随时随地乱敲竹杠,有明敲,有暗敲;有间接敲,有直接敲;有硬敲还有软敲,真是花样百出。“崔判官”敲竹杠的助手是伪警局的十几个著名警士,混名叫“四大金刚”、“八小鬼”、“一判官”,判官当然指的是崔,那些“金刚”、“小鬼”的真名实姓可惜都记不清了。
   注:①维持会:日寇进入淮安后,在其操纵和授意下,由地方上认贼作父的汉奸组成的临时政权机构,也就是伪县政府的前身。
            ②新民会:这是华北地区自上而下垂直系统的、由日本军部直接控制和领导的军政最高权力机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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